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论文集锦 >> 关于重庆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
关于重庆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
作者: 来源: 日期:2021/03/02

 

巴南银保监分局  柳沛利、艾青、李怡然、杜明南

 

 

推进重庆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加快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重要一环。本文在阐述国际金融中心概念的基础上,研究了当前重庆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背景特征和现状意义,并就此提出了重庆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国际金融中心的概论

(一)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

国际金融中心因为新航路的开辟萌芽于15世纪至18世纪,因为工业化时代成熟于18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全球竞争阶段,信息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全球资本流动,许多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将在这个时期诞生。但国际金融中心并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余秀荣(2009)认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在跨国界或地区的范围内发挥金融资源聚集于辐射功能的中心城市。一方面,国际金融中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得益于所在城市的政治、经济、商贸、金融、文化、交通、人才、基础设施等多个要素;另一方面,国际金融中心应当具备金融机构数量多、金融活动种类全、辐射面广、信息化强等特征。

 

(二)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条件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是需要条件的。基于前文提出的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四个理论研究,可以初步地给出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条件。首先,是国际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得有金融机构的集聚,并且企业规模逐渐发展扩大;其次,国际金融中心得具备高流动性的金融产品,并且依托政策拥有较低的交易成本;然后,城市发展快速,各项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升级速度快,产业资源丰富;最后,城市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在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占据一席之地,逐渐形成国际金融中心。

许多研究也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条件有独特见解。孙福庆(2018)将之前研究的观点进行总结,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条件分为核心条件、补充条件和提升条件。其中,核心条件包括金融机构集中、稳定的本币币值与自由兑换、健全的金融市场与体制;补充条件包括区位条件、技术条件、城市基础设施、专业人才资源;提升条件包括所在国及周边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金融创新引发的金融变革、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动[4]

 

(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经验

目前,发展规模大、发展速度快、发展特色强的国际金融中心有伦敦、纽约和香港。通过分析比较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区位条件和金融资源聚集程度,从中吸取经验,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是区位条件。伦敦是欧洲唯一能连接远东和纽约的金融中心,与多个国家的港口建立了联系。纽约是美国的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口,位于美国大西洋东北岸,邻近大西洋航线,连接五大湖区。香港位于中国大陆东南端、太平洋西岸中央,是世界上最大的欧亚大陆与世界上最大的太平洋交汇处,为内地经济发展提供离岸金融服务,充当我国对外经贸往来的主要窗口[5]。这将指导拥有区位条件的城市,通过自身的区位条件,发掘发展潜力,抓牢发展重心,落实发展方向。

其次,是金融资源聚集。伦敦拥有最多的银行机构数量,并且英国的保险业位居欧洲第一。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最大的股票交易所。香港银行机构数量在世界排名第三,并且世界规模最大的100家银行有85家在香港设立了分支机构。这将指导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着力于金融资源的聚集,通过政府优惠政策,引进大批金融资源,激发城市金融活力,使金融资源惠及各个产业,金融资源辐射各个周边地方。

 

二、重庆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要特点

(一)发展背景:全球化出现新特征、金融科技化特征突出

国际金融中心只有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推动经济发展[6]。重庆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背景环境,不同于成熟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时所处的环境。当前,全球化发展有了新的趋势和特点,甚至出现逆全球化;金融信息化特征突出。这些时代特征对重庆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路径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要清醒地认识这些特征。

1.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世界上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历史,也是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历史。除伦敦以外,纽约、香港、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形成于20世纪70-80年代,当时全球化处于全方位发展的阶段。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挑战,逆全球化思潮出现,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经济全球化进程停滞不前,全球贸易和投资受到严重打击。以中国为例,近年来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增速较十年前明显减缓,如下图所示。 

一些经济大国主导的单边主义和贸易摩擦,也导致国际政治局势和秩序的紊乱,因此,当前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既面临逆全球化的因素干扰,也涉及政治、社会等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重庆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本身就面临一定的挑战。

 

2.金融与科技交融的时代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金融科技化不断发展的今天,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面临机遇和挑战:第一,去中心化趋势导致金融集聚效应减弱[7]。随着信息科技在金融领域应用的不断深入,金融业务的开展逐渐摆脱时空的限制,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金融资源集聚效应减弱。这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呈现某种意义上的背离,同时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是重庆这种正在崛起的国际金融中心当前面临的现状。第二,金融科技的发展扩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范围,加快了金融风险的传染速度。与金融创新相伴而生的金融风险,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出了风险管理方面的更高的要求。

 

(二)多重战略:历史与时代赋予的重任

重庆作为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和唯一位于西部的直辖市,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在来看,都承担着国家战略层面的多重使命。

1.重庆具有强大的历史基因

重庆是长江上游的重要码头,自古就是中国内地的商业重镇,重庆的金融市场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民国以来,重庆逐渐形成以货币、内汇、证券市场为主的金融子市场,成为西南地区的金融中心。抗战时期,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重庆,其金融市场发展很快,票据、保险、外汇等交易活跃,重庆的金融影响力逐渐突破西南,向全国范围扩展。1941年上海被日本接管后,重庆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重庆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实现了更快速的发展[8]。重庆在金融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规则意识和市场意识,为当地金融业的长效发展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社会环境。重庆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在尊重本地历史基因,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推进。

 

2.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连结点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覆盖西部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大国家战略。重庆作为中西部水、陆、空相结合的大型综合性交通枢纽,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西部大开发战略也给重庆的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比新加坡、香港等避税天堂的税率更低的优惠所得税率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将结算中心落户重庆以节约成本,提高利润[9]。这也为重庆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创造了条件。

长江经济带是包含长江流域13个省市的重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域,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关系到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重庆是长江经济带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一带一路”作为另一项国家战略,也将重庆规划定位为“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处在两大战略交汇连接点的重庆,必然承担着独特而又重要的使命,这既是服务国家战略的职责,也是重庆自身发展转型的重大机遇。重庆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正是强化“一带一路”战略支撑,加快金融改革开放,扩大金融辐射范围的新举措。

 

3.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提供机遇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是中国与新加坡设立在西部地区的中新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以重庆为项目运营中心。在项目的的选址上,新加坡政府多次考察、评估和磋商,对重庆的地理位置、直辖市地位、发展情况,以及政府行政效率给予了高度评价。该项目致力于将重庆打造为中国西部领先的区域性互联互通和经济服务中心,通过提高互联互通性和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同时,这一项目的辐射作用,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生重要影响,也为西部地区争取更大程度的开放和更广阔领域的合作提供合理借鉴。截至2018年末,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中新双方在互联互通项目下共签约137个合作项目,总金额逾219亿美元。这对于重庆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无疑也是一大利好。

 

(三)立足西部,面向东盟的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定位鲜明

国家相关战略实施以来,全国包括广大西部地区均实现了较高质量的发展。但在制度规划上,西部还缺乏一个能够有效服务多重国家战略的国际金融中心,这对内影响东西地区协调发展,对外不利于开放贸易成果的巩固,甚至影响国家多重战略的纵深推进。

8月,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重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编制服务竞争性磋商文件》提出,重庆要建设立足西部、面向东盟的国际金融中心。

重庆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城市,一方面,由于重庆经济基础和金融市场发展状况与北京上海存在差距,建设面向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还不成熟。另一方面,重庆有着特殊的区位条件,在中西部地区有比较优势,适合建立立足当地,与相关战略协调推进的内陆国际金融中心。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和自贸试验区金融政策和项目创新全面实施,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和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重庆具备较好基础条件,金融业综合实力稳步提升,能够将中新金融合作覆盖面和影响力深化拓展到东盟国家和西部地区。也为下一步加快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内陆国际金融中心打下坚实基础。

 

三、重庆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

(一)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过程中取得的的成就

1.经济与金融发展状况

从经济实力来看,重庆现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实力位于中西部前列。2018年,重庆GDP2.04万亿元、增长6%20191-9月,GDP增长6.3%,经济运行保持健康发展态势。与此同时,重庆经济发展的质效也在提升,高质量发展的经济结构逐步完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服务业,尤其是新兴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

从金融发展来看,金融业是重庆的支柱产业之一,重庆是中国西部地区的金融高地。2018年重庆金融业增加值达1942亿元,占GDP的比重9.58%,居全国前列,行业资产规模近5.54万亿元。截至2018年,金融机构总数已达5810[1],银行、证券、保险机构的数量居于我国西部首位,机构门类在中西部地区最为齐全。全国首家互联网消费金融公司、全国首家专业信用保证保险公司、西部首家民营银行均在重庆成立。

近年来,重庆金融业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构建了重庆金融交易所等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形成了离岸金融结算等特色金融结算。依托重庆自贸试验区和中新互联互通合作项目的开放政策,坚持以防范金融风险为底线围绕创建金融安全区,全方位加强风险防控,行业资产质量优于全国平均水平,金融生态环境良好。

 

2.制度层面

从法制监管政策方面来看,重庆市政府在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前提下,不断完善和健全重庆市金融功能监管制度,目前已形成健全的法制监管制度。强化行业自律维权监督,是根据机构特点建立专项监管制度的一项举措。为进一步加强金融法制监管,推动金融业快速发展,重庆市政府在137次常务会议中审议并原则通过《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长江上游区域性综合型金融中心的意见》,意见再次强调金融法制监管政策的重要性及具体监管防范措施政策。

从金融政策开放水平来看,目前重庆位于西部领先地位,跨境融资金额累突破100亿美元。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启动以来,中新双方围绕跨境投融资、跨境结算、保险合作和机构互设等方面,累计落地50项创新政策。其中,人民币基金对外投资、银行跨境融资担保、外债切块管理等多项政策创新,均在中西部地区率先取得突破。目前在重庆,覆盖国际商业贷款、内保外贷、境外发债和跨境房地产信托等融资模式的多层次跨境融资体系已基本形成。在82家中外资金融机构共同参与下,跨境融资已累计在渝落地200余笔,金额突破100亿美元。参与跨境融资项目的企业主体,除制造、商贸等传统产业外,还有大数据、大健康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

 

3.基础设施

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看,重庆已经打破山城重庆交通“先天不足”的印象,开放通道已经形成。水路方面,拥有长江上游最大的港口、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标志性工程——果园港,2018年全年完成货物吞吐量达1450万吨。铁路方面,拥有中欧班列(重庆)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其中中欧班列(重庆)已成为亚欧之间重要的国际物流陆路运输骨干,西部陆海新通道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航空方面,新修了T3航站楼,2018年底,江北国际机场旅客年吞吐量突破4000万人次,排名全国第9;已开通国内外航线300条,其中国内航线218条、国际(地区)航线82条,通航5大洲26个国家61个城市,构建起重庆与世界互联互通的空中桥梁。水路、铁路、航空的建设和发展,打开了重庆连接世界的大门,进一步推动了重庆金融市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从信息化建设来看,重庆数字经济、信息化通道建设处于西部前列。截至2018年底,重庆数字经济产值达到7157亿元,居西部第二;占GDP比重达到35.1%,位列西部第一。20191015日,重庆市政府与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签署关于共建中新(重庆)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将共同推动中新国际数据通道建设和发展,建成为连接“一带一路”与“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主要信息传输通道,形成以“重庆-新加坡”为双枢纽,服务中国西部与东南亚的国际通信网络体系。

 

(二)重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金融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加强

重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其金融服务质量取决于专业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对于金融行业而言,人才是保证竞争胜出的基础和关键。就现状来看,重庆金融人才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均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要求相去甚远。

截止2018年年底,重庆的本科高校共19所,其中综合院校3所,财经类院校只有1所,在当下金融人才培养中,重理论轻实践,导致学生普遍缺乏创新意识,专业知识存在短板,人才队伍结构不合理。根据重庆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重庆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显示,城镇非私营单元金融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33454,远远的低于北京、上海等城市,金融人才薪酬体系的不合理,导致重庆金融人才流失比较严重。

 

2.金融产业集聚能力亟待提升

重庆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必然要以金融产业集聚为依托,然而分析重庆资本市场的运行现状会发现,相较上海之类的国内金融中心而言,重庆金额市场所表现出的辐射力并不强,集中反映在两大方面:一个是总量规模不够大。我市金融产业规模和增加值总量还不大,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数量不多,缺少全国性总部和国家级金融市场。另一个是金融体制创新不足。在区域乃至全国具备重要影响力的机构、市场和产品不多,金融业的独特优势和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培育。

 

3.地区开放程度有待加强

尽管重庆在金融创新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然而,在市场功能日益增多和健全的背景下,金融市场对创新表现出了更大的需求,如何加强和深化跨业信息互通成了热点研究之一。只有为不同金融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发挥好协同效应,才能更好地和全球金融资本进行无缝对接,以开放的姿态发展重庆金融。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金融服务业也成功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凭借着深厚底蕴吸引了大量外资的注入。然而,分析重庆的金融市场却发现,无论是在吸引外资机构上,还是在本土金融机构跨境发展方面,其都没有交出满意答卷,换而言之,重庆的地区开放程度有待加强。

 

四、重庆建设内陆金融中心的政策建议

(一)人才引领金融中心建设

一是创新金融人才引进方式。以机构为载体集聚高端金融人才,为金融人才及团队提供良好的创业平台,促进机构与人才队伍协同发展。鼓励金融机构以柔性引进、智力引进、团队引进等方式,面向海内外引进一批在业界有较大影响的高级管理人才和引领金融创新的高级专业人才,提高国际化战略金融人才占比。支持金融机构以“人才+项目”模式,依托国家重大人才计划、国家发展战略、政策试点、国际金融合作等项目,集聚和培养高端金融人才。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投资金融人才开发项目,搭建海内外金融人才交流平台。

二是加大人才引进政策支持力度。金融企业的聚集必然会带动金融人才的聚集,制定和实施针对性强、吸引力大的政策吸引金融企业进而吸纳金融人才势在必行。加强紧缺金融人才政策引导,定期发布紧缺金融人才目录。依法依规完善金融人才激励机制,借鉴发达地区行业对人才的激励政策,在金融人才激励性报酬、股权激励配套政策、高层次人才奖励补贴等方面实现突破。建立全市金融人才评价体系,鼓励金融人才创新成果市场转让与转化,将新引进金融人才和项目列入政府性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基金优先投资名单。完善对金融人才的公共服务体系,在户籍、医疗保障、子女入学、住房、交通等方面创造便利条件,研究制定国外金融人才来渝工作、签证、居留和永久居留管理的政策制度,降低金融人才流动的个人成本。

三是健全多层次金融人才培养机制。强化基础金融人才培育。构建起“政校企”三方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中政府负责规划,高等院校负责推行,企业要主动参与。政府立足企业和高等院校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激发其参与热情,利用包括补贴及考核在内的一系列形式,理通理顺校企之间的合作通道,将实践育人机制真正落实到位。在政校企三方合力下,在人才培养体系中有机植入岗位培训的内容,以此削减金融企业在该方面的压力。

 

(二)鼓励促进金融聚集

不断提高金融机构聚集度,紧跟国家金融政策动向和金融机构创新进展,积极参与国家各项金融改革和金融机构业务模式创新。吸引各类金融机构来渝设立总部、区域性总部和专业子公司,发展一批法人机构、专业机构、专营机构、中介机构和服务平台。推动在渝内外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提档升级,提升管理层级和业务辐射范围,争取新增一批外资金融机构国内法人总部。与此同时,做大法人金融机构资本规模。引进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资本资金参股我市法人金融机构,增大机构运营能力、资本实力和业务规模。

此外,还要提高中介服务水平,创新各类中介服务机构与金融机构对接方式,实施金融中介机构引进计划,支持国际国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来渝设立区域性总部或者分支机构,积极发展资产评估、投资咨询、保险经纪、公估、审计、证券投资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通过它鼓励促进金融聚集。

 

(三)借“一带一路”进一步加大区域内金融开放程度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为重庆内陆型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极大便利,一方面有利于当地金融机构走出去,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其他地区金融机构引进来。

具体做法一是深化跨境金融改革创新。简化和完善外汇管理行政审批,探索实施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电子化单证管理,切实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二是发展外资金融机构。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与我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各类外资或中外合资金融机构,注册成立证券期货风险管理和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咨询、个人征信、外资健康保险等机构,吸引境外央行和国际金融组织设立代表处或分支机构。三是促进跨境金融协作。完善“走出去”投融资服务体系,争取国家国际产能合作股权投资基金等跨境金融机构的支持,围绕服务国际产能合作和国际贸易,加强对企业增信、融资、保险等服务。创新金融交流合作机制,加强与纽约、伦敦、法兰克福、新加坡、等境外主要金融中心的交流,为金融中心建设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四是建立跨区域金融合作机制。探索建立机构信息库、产品信息数据库和从业人员信息数据库,加大金融管理与市场运行信息、社会公共信用信息、行业协会自律信息的共享,为区域金融市场合作提供信息保障,助推金融资本、人才等资源跨区域流动。借“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进的东风,从而促进重庆金融行业的整体发展。

 

本文系重庆银保监局2019年度优秀调研成果(金融中心专项)三等奖